《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读书笔记

第 4 页 以北京的地名来论,老北京口中,以前北京内城的九大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和皇宫里的天安门、午门、前门,都是不能加“儿”的,一来这些门体量颇大,高耸巍峨;二来,它们还常常跟皇权神权紧密相关,是高高在上万民敬仰的所在,断没有皇上说:“来呀——把这乱臣贼子拖出午门儿斩首!”那也太不严肃了。相反,东便门、西便门则常常在口语里听到儿化。这就是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秩序。如今北京城的大门拆得所剩无几,外地人又如何分得出哪门大哪门小?也就越说越乱了,不讨再乱地没人说天安门儿。


第 6 页 中国人对于数字的概念,从个、十、百、千数到万跟亿,最多到兆,再往上一般人不大知道还有京、垓、秭、穰、沟、涧、正、载、极……那么大,生活中也的确用不上。但无论怎么大,递进规律是一样的,早在东汉,《数述记遗》一书中就有记载,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万兆为京……所以按照中文的计数方式,若是四位一隔,立时眉目清楚。


第 11 页 在广州,番字两读,“几番痴心”读同“翻”,在地名番禺里却要读作“潘”。一般人觉得这就是个多音字,而语言学家从类似线索里,则发现了语言演变的规律。这就是清代大学问家钱大昕总结出的“古无轻唇音”。这条关于汉语声母演变的重要规律,说通俗点,就是上古汉语里,只有双唇触碰在一起发音的b、p、m;没有把牙齿放在下唇上发音的 f。唇齿音 f 是唐宋以后才慢慢发展演变出来的。只是后来社会在变,语言也在变,一部分双唇音分化出了唇齿音,“番”字就在变化之列,改朝换代时节,日常口语“三番两次”随波逐流,牙齿轻巧地往前探,声母成了 f。至于“番茄”、“番薯”、“番枧”,都是明清以后才从海外传入中华的东西,那时大势已定,自然也读如“翻”。但地名因为跟特定的山川、河流、区域相对应,在本地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为了交际的方便,读音字形需要相对稳定,以免造成误解含混。作为在战国时候就出现了的地名“番禺”,于是成了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遗老遗少,顽固地双唇一抿,保留了两千年前的古音。 上海开埠晚,很多马路的命名来自别处的地名。就拿番禺路来说,一公里多长,北起延安西路,南至虹桥路,早年初建时以美国城市命名为哥伦比亚路,1943 年改名番禺路,沿用至今。不少民国政要,比如胡汉民、叶公超、古应芬、叶恭绰都是广东番禺人,就算当初改名没有攀附权贵的意思,至少也沾民国望人的光。早年大家比较了解番禺二字的由来,也颇知道正音如何读。前几年还有老人家写信到报社提意见,投诉上海的 72 路公共汽车电子报站读了别字,把番禺路读成了“翻禺路”。风流云转世事变迁,在如今上海人的知识谱系里,番禺二字就只是延安西路附近的一条马路而已,甚至不知它是广州下辖的一个区,自然将番禺之番,等同于番茄之番。我接触到的上海本地人或者上海新移民,十有八九根本觉得说 fan 禺路天经地义。


第 16 页 台湾国语会编订过《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 年起,“老北京”齐铁恨先生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当时的各种国语读本,匡正语音。说齐老先生“一言九鼎”也不为过,当时几乎全台湾的国语教师都是就着广播现听现学现卖的,这位国语运动老专家的“京片子”于是就成了台湾国语的活标准,他嘴里的连词“和”读“汗”也就深入人心街知巷闻。齐铁恨是老舍的好友,当年老舍写成名作《骆驼祥子》之前,曾经写信给他打听过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是北京香山人,山下有许多人家养骆驼。九十年代老舍的儿子舒乙访问台湾,除了觉得“乡音灌耳”,也很好奇台湾人把连词“和”念成“汗”。当时台湾作家何欣解释说:“这是齐铁恨先生在电台上教的,他的话就是法律,怎么教就怎么说了。”舒乙大笑,说:“齐先生使劲使过分了。”舒乙有此一说,大抵因为在北京土语里,连词“和”读 han 原本是轻声,齐老先生上电台郑重其事字正腔圆,一来二去,读得重变成了四声的“汗”。以至于 1949 年以后台湾出的几本正音字典,都标成了 han。这可让纯正北京口音的舒乙,微微觉得,有点汗。


第 23 页 事实上,粤语跟普通话,或者粤语跟闽语之间的语言距离,甚至是大过欧洲同一语系之下的两种语言的。比如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葡萄牙人,可以自说自话,但这几乎不妨碍他俩聊天儿。而一个只懂粤语的人和一个只懂闽语的人,却完全是鸡同鸭讲。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西方语言学家坚持认为,汉语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组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包括了粤语、闽语、吴语、赣语、湘语、客家话和北方官话)组成的庞大语族。不借助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大部分的汉语方言都无法互通。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可以聊天儿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看不懂彼此的报纸,完全听不懂对方说什么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却可以笔谈。这也是国内的语言学家坚持粤、闽、吴、赣语等等是汉语方言的重要原因。神奇的汉字,打通古今连接南北,这一点,又是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人很难理解的。


第 24 页 一直以来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 Mandarin 源于中文的“满大人”。说是以前外国人把满清官员叫作“满大人”,随之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了 Mandarin,听上去似乎挺靠谱儿的。清末积贫积弱,洋人一攻进来,满大人纷纷丢盔弃甲,加上割地赔款的不堪往事,很多人也就嫌弃了这个词,不愿意它代表咱音韵铿锵的普通话。事实上,这还真是冤枉了 Mandarin。 据利玛窦考证说,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梵文,意思是会思考的人。后来从梵文发展到印地文,流传到马来文中,又进入了葡萄牙文成为 Mandarin。不管这么曲折的路线是不是十分可靠,但从明朝起西方人便称呼中国官员甚至亚洲国家官员为 Mandarin 了,那个时候还完全没有“满大人”呢。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话。清初名义上的国语是满语,怎奈汉文化力量强大,进了北京城的八旗子弟都渐渐改了口音,谁也敌不过这时代潮流。于是,雍正八年清政府设置了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官话——官员在庙堂上说的话,这就是今天普通话的前身。当年开科取士,写八股文倒是没什么,大家读的都是“四书五经”,用的都是汉字,但一开口,没有官话,皇上如何听得懂福建老臣说话?即便不做京官,清代规定地方上从督抚直至州县一级的各路官员,都不能在自己家乡所属的省、府、州、县内担任要职。跨省做官,也没见过县太爷升堂时还带个师爷翻详的。 也就是在雍正年间,英国人开始把朝廷推行的“官话”翻译成了 Mandarin。同一词根,英语里还有 mandate(政府权力、命令)、mandary(官方的、行政的)等等。用 Mandarin 正是取其“行政推广的语言”之意。这个词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也正是它在英文世界接受程府比较高的原因。


第 34 页 不过,在美国,虽然有 94% 的美国人说英语,却只有 31 个州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不久前还有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所有的官方活动都使用英语,为移民规划设立统一的语言标准。在美国国家层面上,英语至今都根本没有政府官方工作语言的法定地位,好玩儿吧?


第 47 页 因为有强烈的北京口语色彩,“俩”颇得人心,常常被人拿来转京腔,于是用错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人错在望文生义,觉得有个人字边,写到人的时候就用它以示郑重。其实根本不关人事。北京话里有个熟语叫仨瓜俩枣,指的就是不值钱的小物件。正因为“俩”原本就隐含了量词,说“俩个人”变得叠床架屋。“小两口”也一样,已经有了量词“口”,当然就不能再用“俩”了。 有一次碰到编辑和校对争执,有篇文章的开头写着:我有俩姥爷。原本是个挺有悬念和情节感的开头,显然要随之铺陈的是关于姥姥的曲折人生。谁知道在校对那里,竟然被改成了“我有姥爷俩”。“俩”字乾坤大挪移,放在了姥爷后面,让人啼笑皆非。校对丝毫不觉得错,振振有词地拿出夫妻俩、姊妹俩、妯娌俩做例子——亲戚关系不都是把“俩”放在后面么?乍一听,还真被他唬住了。仔细分析,的确“俩”既可以出现在名词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名词之后。但放在名词后面的“俩”,限制要大得多,根本不能自由滑动。 放在后面的“俩”,要求前面的名词则必须是关系词,而非身份词。比如夫妻、妯娌、姊妹、师徒,都是由关系双方并列成词,二者缺一不可,后面加“俩”,恰好是强调了这种关系必须两个人都在才能成立。而姥爷是种身份,只要闺女生了孩子,某个人就会立即升舱做姥爷,即便外孙不在眼前,也不影响他姥爷的身份。至于表面看上去的反例哥俩、姐俩、娘俩、爷俩,在北京话口语里,中间都是要加“儿”的。它们指称的仍然是兄弟、姐妹、母子(母女),父子(父女)关系。


第 57 页 语言学家经过大量的调查实例发现,人们倾向于用较高的抽象度去编码和传播内群体的积极行为和外群体的消极行为,反之亦然。 这话有点高深?把它翻译得通俗点就是,人在说自己人好事和外人坏事的时候,习惯抽象性拔高。韩老师说起焦刘洋用到了“红色中国”和“伟大时刻”,说起破纪录的美国人则很客观地描述着她的成绩和赛前承诺。中国选手失手的时候,韩老师及其他解说员都决计不会说这是“中国的失败”。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人不管属于什么群体,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倾向于用抽象的语言区描述符合自己期待的行为,比如西方世界通常觉得犹太人吝啬,于是任何犹太人有吝啬意味的行为,都会被抽象为犹太人的民族特性,而遇到一个犹太人慷慨解囊,由于不符合人们的预期,行为就被认为是突发的、非典型的,描述的语言就会具体起来。觉得这例子有点远?回忆一下你是怎么描述自家的聪明儿子和陌生的河南人的。偏见其实无所不在。


第 63 页 在语言当中。汉语中有不少词汇来自外语,从早前的印度、波斯到后来的日本和西洋各国。外来词恰恰反映了汉语跟异文化交流的轨迹。早年留洋的人是把所有的外来词都音译成汉字的,比如来自梵语的“摩诃般涅槃那”,来自英语的“烟士披里纯”和来自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问题是这些词音节实在太多了。古汉语以单音节词汇为主,发展到现代汉语,扩展成双音节词汇为主,但始终倾向组成词的每个字都有意义。名词很少长过三音节,四字格成语通常是用来描摹性状而非称呼事物。在汉语中生根发芽的外来词,比如“沙发”、“咖啡”什么的,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节,那些单个字没意义且还特别冗长的外来词可就命途多舛了:“摩诃般涅槃那”被斩首剁脚,只剩了“涅槃”;不知所云的“烟士披里纯”被清理门户,改用家生子“灵感”;至于那全球瞩目的运动会,也不得不简缩开支成了“奥运会”,只有开幕式上白岩松特别富有激情的解说,才会一字不漏地说“奥林匹克”。


第 68 页 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如今遍布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孩子小时候都玩儿过。普及性这么高的东西,各地叫法却五花八门,北京人叫“cei丁壳”,上海人叫“猜咚猜”,成都人叫“实拳儿”,西安人叫“猜咚吃”,天津叫“笨桥裹”,长春人叫“钢浪锤”,杭州人叫“琴棕绷”,广州人叫“包剪揼”。相比之下,出现在汉代的“手势令”发展到今天,在各地方言中无非叫“猜拳”、“划拳”或者“豁拳”,花样并不很多。二者叫法的巨大反差恰恰说明了,石头剪子布的出现很可能要晚得多,没准儿都是明代以后的事儿。之所以找不到比较准确的记录,多半是因为文人觉得那是无聊童戏,不屑记之。编纂词条的人好古之心可以理解,但追溯到汉代,未免牵强附会。


第 78 页 美国语言学家曾经提出过“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他们倾向认为人类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的结构影响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为语言相对论或者语言决定论。不过好在,语言只是赋予了思维以具体的外壳,这个世界上,既有持相同语言的人彼此的误解,也有持不同语言的人可能的沟通。世界的边界,远比语言大得多。


第 79 页 柬埔寨的译法 最近因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过世,柬埔寨一时成为话题热点。就有人奇怪,柬埔寨三个字跟英文的 Cambodia 相比,除了中间的 “埔” 字约莫有点 bo 的样子,前后的 “柬” 和“寨”,似乎相去甚远。虽说两种语言间的音译,很难百分百准确,但这口音也太重了点吧? 这事还得话说从前。这个中南半岛的古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柬埔寨如今的国名,按照高棉语的读音转写成拉丁拼法是 Kumpuchea,这个名字据说源自他们的建国元勋印度婆罗门僧侣 Kumpu,而 chea 意为子孙。柬埔寨就是 Kumpu 后裔的自称。中国的秦汉时期,这里是扶南属国。到了《隋书》称为真腊,是从 Siem Reap 之名译来的。 柬埔寨旧名 Khmer,《唐书》里称之为吉蔑、阁蔑都是由此而来。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新闻有印象的人,应该记得红色高棉的出现频率相当高,高棉是 Khmer 后来的译法。元代元成宗铁穆尔曾派温州人周达观出使真腊,周在吴哥呆了一年,回国后写了总结报告《真腊风土记》,开篇说得明白:“真腊国或称占腊,其国自称曰甘孛智。今圣朝按西番经,名其国曰澉浦只,盖亦甘孛智之近音也。” 这段话可以看出三层意思,第一,周达观标题里的真腊,就像今天有人写篇关于日本的东西,起个名儿叫《东瀛十日》或者《扶桑行迹》之类的,纯粹为了拗个复古的姿势。第二,周达观在真腊呆了一年,想来是颇学了几句当地高棉话的,他所说的甘孛智应当是自己揣摩着当地读音翻译成汉语的。第三,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番,“圣朝” 命名的 “澉浦只”,是从佛经里转来的二手货。 今天通行的 “柬埔寨”,最早的记录是明代万历年间,用“柬” 来对译 kum,今天读来相去甚远,不是古人翻译得不准确,而是 400 多年来汉语发生了变化。一个 “柬” 字,反应的恰是汉语语音古今演变的两条重要规律:舌根音的腭化和 m 尾韵的消失。语言的演变因为地域差异而不平衡,在这场语音演变的马拉松中,北方话跑得比较快,声母 k 受发音部位靠前的韵母影响变成了 j,韵尾 m 也并入了 n,就读成了 jian;粤语跑得比较慢,仍然保持了 “柬” 古时的特征,读作 kam。如同一场凶杀案的现场,法医循着半个模糊的脚印,最终描画出嫌犯的身高体重甚至职业特征普通人大惑不解的译音偏差,恰恰为研究语言演变提供了生动的证据,这样的证据还能在方言中得到印证。 至于那个 “寨”,对应于高棉语的 chea,中国人听来其实还满像的。英语里转写成 dia,大概是从法语 Cambodge 里来的,但若拿这个笑话人家翻得差,又着实五十步笑百步。


第 84 页 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语序的重要性不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语序举足轻重,语序一变,“我打你”和“你打我”意思截然不同。即使“饭我吃”这种基本语义关系跟“我吃饭”没有区别的句子,也因为把受动者提到了前面,有指明语义焦点作用,把饭当作一个话题来处理。它不能单独成句,总是要放在特定的环境或上下文当中。比如可能是对比“饭我吃,活儿你干”,跟正常叙述的“我吃饭”有所区别。而在拉丁语、芬兰语当中,虽然有主流语序,但因为每个名词都有标明其语义角色的“格”的变化,有了身份标记,游走起来则变得相当灵活。 语言学家把汉语这种固定词序和通过独立的虚词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称为孤立语,相对应的,德语、法语、拉丁语这种由词的形态变化实现语法作用的称为屈折语。单个汉字无变一身轻,行动却比较受限,必须各安其位;拉丁语里每个名词都要考虑性、数、格,每个动词都有时、体、态,戴着形态枷锁,相对却行动自由。这个世界真是公平。


第 88 页 要是会说现今老南京城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那种保留了入声、分得出尖团的“老南京话”,段位就相当高了,穿到明朝如鱼得水。而且这种口音相当高贵,哪怕后来明朝迁了都清朝设了正音馆,但直到清末,南京官话都是官场和知识阶层的主流口音,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当时有“申话不如京话好,南京土白最堪嘉”之说。正因为明清两代作为汉语正音,老南京话相当稳定,会此种口音,当能应付“明穿”“清穿”跨代之需,管用五六百年呢。


第 94 页 东汉末年人们开始使用反切注音。据说是因为佛教的传入,某些儒生受到梵音拼音字理的启发,以两个字来注音,取上字的声母,取下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合即能读出被切字的读音。最初这种注音方式写成“某某反”,因为避讳造反的“反”,唐未改称“某某切”。比如“苏”,注为素姑切,就是取了“素”的声母 s,“姑”的韵母 u 和平声的声调。直到 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国语注音字母之前,其间的一千多年,反切法是汉语最主流的注音方法。 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反切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开始对汉字音节进行拆分,这也是中国音韵学的开端。不过,因为反切上下字都各有声韵,在拼合时需要掐头去尾,不是那么直接,而且有的韵字数很少,找不到合适的反切字不得不借用旁韵,也不能算十分精确。更何况这方法用了一千多年,若意识不到汉语声韵调都发生了变化,唐人标注的反切,清人又会百般不解。故而音韵学即便在读书人当中也被视为绝学,不敢轻言。


第 103 页 其实,用身体作尺子,不是中国人的专美。罗马帝国的查理曼一世规定以他的脚长为“一罗马尺”,英王埃德加规定过,以他拇指的关节长度为“一英寸”,亨利国王规定他的鼻子尖到伸直手臂的中指尖距离为一码。所谓英尺 foot 跟脚是同一个词。脚的长度因人而异,这个英尺如何确定呢?有人说是约翰国王、也有人说是查理国王的脚。不过到十六世纪,德国人另辟蹊径。他们在一个礼拜日,让从教堂里走出来的 16 个男子站在一起,然后将其左脚的长度加在一起,除以 16,求出一个平均的脚长。这就是今天英尺的由来。从王的专权到普通人的平均数,这是时代的进步。 为什么汉语把 foot 翻译成英尺?前阵子有人在微博上发帖,声称手腕到手肘的距离恰跟自己的脚长一致,很多人搬脚比画,纷纷跟帖大呼神奇。其实,被称为测量解剖学鼻祖的达·芬奇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他的素描名画《维特鲁威人》中,人手前臂的长度和脚恰是一样的比例。别忘了,汉语中前臂的那根骨头,就叫尺骨。


第 179 页 日语除了来自日本民族原来的日常动词和具象名词之外,历史上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早期是汉语,到了近代明治维新后,除了一些后来还回传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民主”、“干部”等用汉字意译的西方文化词汇外,更大量是音译的来自英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法语的现代军事、科技、艺术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标示。我的朋友抱怨过他在日本读研究生的时候,计算机课本宛若天书,满篇都是片假名,“给个英文版我大概更明白点。”他苦笑着摇头。在当代,习惯了外来词汇直接拿来就用的日本人,把日文餐桌词汇直接音译成英语,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第 190 页 这真让人有点焦虑。焦虑的不是电脑的强大,而是人脑的懒惰。如今电脑能写的,还只是些有固定模式的“陈词滥调”。但是按照计算机深度学习的能力和神经式网络的研究进展,也许它会写得越来越好。但要是人的阅读快感,仅仅来源于那种模式化的玄幻小说,渐渐丧失感受新奇与精微的能力,也许真有一天,强大的机器写作就把唐家三少给替代了。 人类最终能够与机器抗衡的,大概就是那些微妙的东西吧。而微妙,决定了这世界不是骇客帝国。


第 214 页 重复,是跟幼儿的心理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按照弗洛伊德老人家的说法,从母体的保护中降生,面对外部世界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都会有一种害怕和无能的感觉,这就是出生创伤,这样的创伤带来焦虑,因为对环境无法预期和控制。而重复的东西,让人获得安全感,那些纷至沓来的固定句型和可以预期的情节,让孩子检验着自己的记忆和期望,因此对于孩子的世界来说,既定的重复情节提供的恰是这样一种似曾相识,从而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关键词的替代能够带来些许新鲜感,这就是三段式故事背后的心理依据,甚至这构成了人类文化心理原型,超越种族与时代。


第 216 页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个很有趣的哲学命题。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他的弟子沃尔夫曾经提出过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他们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倚赖于语言。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语言决定思维,这被称为语言决定论。


以上摘自:
《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
《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
作者: 李倩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112697

updatedupdated2020-04-06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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