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足球又总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振奋人心。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的时候，曾经逼迫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和希特勒的卫队来一场友谊赛。赛前他们收到警告：“如果你们敢赢，就死定了。”于是一开始“在恐惧与饥饿的折磨下，他们只好准备输球。不过到了最后，他们无法抗拒尊严的呼召”。球赛结束，十一位球员穿着队衣在悬崖边上被处死。 直到今天，他们的纪念碑还是乌克兰人民的圣地。
为了教大家爱护榕树这种华南最常见、最特别的树种，詹教授写了这本《细说榕树》。虽不是学术专著，但果然是细说，大长我等香港人的见识。不嫌你耻笑，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菩提原来也是一种榕树，而榕树结的果实居然就是无花果！准确地说，无花果和我们常见的榕树同是榕属植物。榕的学名是 Ficus，正是无花果的拉丁文叫法。
在传统的想象里头，城市总是光明璀璨的，而且依据常识，都市化总是意味着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未来城市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们是一种贫富差距极大化的“贫民窟城市”。少数富人住在市中心隔离的社区，而包围它们的则是一望无际的廉价住宅和临时搭建的克难楼房。一方面，大批的农村移民将以城市无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涌进；另一方面，再也负担不起市中心昂贵生活成本的原居民则被大量迁出。 于是一种前人所不知的“中间城市”（in-between city）诞生了，那是种拥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没有传统城市基建和结构的空间，住在那里的居民挤得像城市人但却保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第三种人类聚居的形态。迈克·戴维斯不是未来学家，他的推测全部建立在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和已经存在的实例之上。他最常用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这点我们不该意外，你去任何一个县城看看，都能发现“中间城市”（或者用我们的话讲：城乡结合部）的影踪，甚至正要以光鲜面目迎接奥运和世博的北京与上海，它们的边陲难道不是未来的征兆吗？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农村人口朝都市进发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想要更好的生活。在马尼拉的有毒垃圾山中搜寻可以变卖的废物，在喀土穆的街上闲逛确实要比留在农村好，因为种地是活不下去了，你再怎么种也种不过欧美的农场。不过当这些农民来到城市的门口，就会发现城市对他们并不友善，因为他们的数量和速度令城市恐惧，而城市的价格也不是他们的价格。所以他们只好困在中间，创造未来世界的主流——贫民窟城市，等待属于他们的传记。
《论道歉》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分别研究了道歉的治疗效果，道歉及不道歉的理由，以及形态更复杂的道歉，比如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道歉，又比如说一个世代为另一个世代犯下的错误道歉。牵涉整个国族的道歉是复杂的，因为谁有权去代表一个国家向他人致歉谢罪呢？政府的领导人一定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吗？牵涉前人过错的道歉也是复杂的，因为这一代人为什么要为他们没犯过的罪去寻求原谅呢？凭什么祖先的罪业可以加在后人身上？对于后面这个问题，拉扎尔的解释倒也简单：如果一个人会为了国家和祖先骄傲，会为了他不认识的国家足球队员亢奋，会为了与他无关的历史英雄自豪，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连带地分担羞耻与罪疚？道歉一旦涉及国与国，就还得考虑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因为有怎么样的文化就有怎么样的道歉观。拉扎尔指出，日文大概是道歉语言最丰富的一种语言，它每种认错的方式都与致歉者和致歉对象相关，对象的身份不同说抱款的用语也不同。这表示日本式的道歉着眼于关系的安置多于情感的坦白，所以日式道歉总有一些修饰语使得致歉者处于卑下顺从的位置。或者，这是日本很难对中国说抱歉的原因，拉扎尔猜测。
而且吹水要比说谎还糟。说谎的人虽然违心地作出虚假的陈述，但他起码还晓得真相是什么，心里头有真假是非的判断，因此才有说谎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骗子还算尊重真实的价值。吹水的人可不同了，他根本不在乎事实，不关心真假，纯纯粹粹就是为了应付场面而吹，甚至为吹而吹。这个吹水的时代很像苏格拉底在世时的雅典，每个人都以为自已很有知识，对什么事情都有想法，既自由且民主，结果全是游谈无根，自己都不知道自已在说什么。
薛爱华还总结了一条规律，但凡国力强盛的时代，其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外国人就愈是正常客观，甚至文明优越，唐朝就是如此。相比之下，一向被认为很柔弱的宋朝呢，则喜欢强调蛮夷的粗俗低劣。
即便一生多不如意，回顾起来，兰姆还是要说：“过去的不顺心之事，我不断地纷纷然重新经历一番。往日的挫折我不再受他们伤害，像是穿上了盔甲……在我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如今我一件也不想取消。”（《除夕随想》）
例如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就像王念青先生对他说过的：“‘别着急，他说，‘闲时慢慢读，慢慢学，图的只是心中供养一点清气！’”（《英国首相的礼物》）年纪大了以后，“不必做研究不必求学问真好。买书玩赏装帧，读书为了消遣，写作不计毁誉，这样美丽的颓废，人老了才有缘消受”。明明有无数的价码，明明有那么多书市上买卖的遭遇，但金钱在此，已经不是诱惑和诱惑的障碍，而是记忆池塘上悬垂的无钩鱼丝，不为垂钓，只为标记。书是划算，还是昂贵，都不再重要了。
有些东西可以忘记，例如雨伞；有些事丢不了，但最好忘记。亨利在失物招领处结识了一个从俄罗斯巴什喀尔地区来的数学教授，成为好友，西格弗里德伦茨透过这段友谊写出记忆与遗忘更宏大的一面。现在的德国已离纳粹时代甚远，大家都忘了种族主义和仇恨政治的肆虐，但那真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因为只要忘了它，它就会自己回来，变形以另一番面目重现。这是记忆的吊诡，只有记住悲剧，它才不会重演。
说是文学，但宇文所安由回忆这一个视点出发，却穿越了中国文化的各种元素和面向，例如中国各大名山上的碑铭石刻。西方人不作兴搞这套，而是喜欢保留自然风光的原始风貌。但中国文人除了想把自己对山水的感观留在山水之中，与后人分享之外，还想透过刻在石上的文字表示自己也曾到此一游。这是中国人企盼不朽的方式，他们想被后人记住。一想到人生在世最终灰飞烟灭，难免叫人悲从中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这么一种面对时间变幻席卷一切的力量时感到的寂寞，难怪就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以这么多碑记记的也是昔人往事，因为念及古人就这么一代代消散在今人的记忆之中，就会感到有责任要把他们的名字事迹留给后世。前人的永在，全靠吾辈的追念。而我们这一整代的人，终究也会整代消失。有意思的，是写怀古文章、收集古代器物与勒石刻碑此等怀旧行为，却把自己也都留在后人的记忆中了。上泰山，看见这么多古代文士王公的痕迹，那可是一代代中国人抗拒朽坏和遗忘的悲凉记录。
身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有固定的身份，岗位就是确认了，就能够具体通过这个身份而进行回馈，说得老套一点，就是为社会出一份力。然后就是回家的时候了。原来出门不是放弃责任，而是要更明白地寻找与确认自己的责任。
至于杂文，论者喜欢强调王小波的“自由精神”，说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千万别盲从圣人教化一言堂，宁可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不要做被人运动起来的无脑大众。对生长在大陆的年轻人来说，他的言论真是醍醐灌顶，有解政治遗毒的奇效。不过坦白讲，像我这种自小看胡适长大的港台同胞，就不觉得王小波有多惊人了。所以他说的很多话在我看来就像太阳总在东边升起一样，的确是真理，但也用不着跳出浴缸大喊一声“Eureka”！ 千万别误会，我对王小波没有半分不敬，恰恰相反，我觉得今天的读者还是应该继续读他的作品。“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论战与道德》）很不幸，这些道理如今仍然管用，尤其适合网上那批一谈日本问题就上升到揭发汉奸，一碰民主改革就要捍卫民族利益，上纲上线的速度比搭直升机还快的热血青年。
其实吉尔兹自己也明白，完全理解异文化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这部论文集里，吉尔兹坦白告诉我们人类学家没有神奇的能力，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变成某个部族的巫师，再回过头来用很精确的语言去向自己的同族描述那个部族的世界观。我们很难变成另一种人，然后再找出不同的人群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事实上，吉尔兹根本怀疑任何超文化原则与普遍社会规律的存在。我们只能在异文化之间来回跳跃，既远且近。但是，只要我们也学会用一种遥远的距离和新鲜的眼光看自己，我们就会明白自己不是唯一。
而文化的作用，吉尔兹在其经典《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altures）里有个很直接的说法：“它把意义加诸世界，使得世界可以被理解。”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它是一套承袭而来的要领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以象征的形式表达出来。人类透过这套象征系统可以沟通、保持和发展关于生命的态度与知识。”人类学家要做的就是去把不同文化的象征系统解读出来，使大家可以认识不同的文化。
凡是一个真正动摇了人类思考方式的思想家，总会叫人摇头或者发笑。其实董启章没说错，有些动物脏就脏在它的位置不对，不只是物理的空间位置，而且是抽象范畴中的位置。玛丽·道格拉斯成名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一种动物：猪。她分析《圣经》把猪列为不洁之物的原因，说那是因为猪虽然和牛羊一样长了蹄，但又不像一般有蹄动物那样反刍。换句话说，在当时近东地区居民的世界观里，有蹄动物都该是会反刍的，而猪却违反了这个常规，既不能完整地纳入有蹄动物的类别，也不能和其他不反刍同时又无蹄的动物并列。所以猪是不洁的异类，乃禁食之物。 玛丽·道格拉斯又发展出她对禁忌的看法，指出禁忌总是不洁的、恶心的，因为它们破坏了世界分类的常规，是种混沌模糊的异物。所以研究一个文化的禁忌，看它怎样定义肮脏与污染，就是在反向地分析它分类万物和认识世界的方法。曾经弄得香港闹哄哄的种种禁忌争论亦可作如是观。例如乱伦，什么叫作乱伦？为什么有的社会禁止表兄妹相爱，有的却不？人兽交又为何是种违反自然的禁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很“自然”地把人和动物分成截然不同的东西吗？所以人狗交合绝对不行，但拿马和驴配出骡子却是可以的。
正如“女工关怀”的成员，香港科技大学的潘毅教授在导言里所说，这二十多年来从“工人”到“打工妹”的转变是惊人的。工人阶级在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地位崇高，打工妹的“打工”则意味着身份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工人。这里的“妹”字更是复杂，因为这是个性别身份。于是一个打工妹既被困在一个随时可以被解雇、经常受到压榨的打工处境，同时又是个试图改变自己女性地位的主体，为了抗拒逼婚与传统农村的家务劳动而外出。 《失语者的呼声》使我明白打工妹固然失语，但是仍有呼声。她们在城乡的差距之间，在经济的变化之中，在我们媒体提供的世界里产生了欲望。这种欲望会叫她们碰到残酷的现实，但也是一种抗争的动力：从前是抗争农村生活里的性别分工，将来就是抗争劳动关系里的压迫与不公。
200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在政治争议声中诞生的。因为土耳其的帕穆克（Orhan Pamuk）前一年 2 月才在瑞士对记者说，“在 20 世纪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种族屠杀事件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罪。三万人和一百万人惨遭杀害”，于是被他的老乡告上法庭，罪名是土耳其刑法第三〇一条的“亵渎土耳其国格及其政府”。按照这条法例的规定，如果被告是在国外发表有关言论，则罪加一等，最高可判入狱三年。关于后面这点，我们中国人都明白，这叫作“去外面唱衰自己人”，十分严重。
比下议院更妙的就是“唐宁街十号”了，很多人都说这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地址，但问题是它为何是个“地址”呢？想想看，白宫、中南海、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全世界有哪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官邸是有地址的呢？就算有，肯定也都被这个宫那个府的响亮名号遮住了。只有英国首相办公居住的地方不叫首相府，却以地址著称，活似个民宅。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把英国历史学家塞尔登（Anhony Seldon）的《唐宁街十号》(10 Downing Street )由头到尾读了一遍。虽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起码有点眉目了。 原来这座房子是18世纪的乔治二世送给“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的礼物，但罗伯特·沃波尔开出了条件，说他不能以私人名义接受唐宁街上的这幢房产，除非将它保留给日后所有当上首席财政大臣的人。所谓“首席财政大臣”其实就是后来的首相，自此之后，唐宁街十号就成了内阁首辅的官邸。直到今天，它大门上最显眼的东西除了那个十号门牌之外，就是一小块刻着“首席财政大臣”字样的铜板了。
一个老外开书局，我们当然会联想起在上海卖日文书的内山书店。西尔维娅·比奇替乔伊斯出了《尤利西斯》，内山完造也帮鲁迅出版了不少东西，乔伊斯把莎士比亚书店当办公室，鲁迅也用内山书店来会客。一部英文小说要在巴黎出版，是因为当时的英语世界太封闭，鲁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个日本友人协助，则是那年头中国政治情势的悲剧。保守的英语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赶到了巴黎，比较新潮的日本却用它的出版品引来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有人把这两家几乎同代的书店放在一起，为它们写一个既平行又相异的故事，那该有多好看呀。
藏书是生活的另一面相，书话是读书和觅书的历程，二者同样漫长，但藏书终必散尽，留下的是一则又一则书话。
今天人人都谈文化创意产业，觉得这真是个点石成金的好买卖，只要有一点不知打哪里来的创意，就能变出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于是大家都忘了，所谓文化产业，本质其实只不过是非常土气、非常卑微的手工业罢了。许多大型时装品牌都会推出一些设计一般、大量生产的镜框，加上个商标，就突然变身为名牌高档货了。不过讲究眼镜的人都晓得，在眼镜的世界里，真正站在顶峰的其实是些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手工小作坊。例如日本的泰八郎，不开分号，不加入连锁集团，不假手于外包工厂，就他一个老头每天在那里磨胶版，一年只做不过千副眼镜，卖完就算。香港是有很多顾客排队下订金，但香港绝不会有人想做泰八郎。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多了，喜欢折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折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
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其实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我曾拥有、曾读过的书，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过而已。行过，走了，无所谓完成，亦无所谓终结。
经典绝非有限的水池，而是大海，每游出一尺，你就发现前面还有一尺，无穷无尽，足可在不知不觉间溺死那些不懂疲倦的好奇读者。怕累，或许也是不读经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们一般更怕死。所以还是读书好，起码读着读着便不知老之将至了。
关于经典的最经典定义是——那些没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谈的书。我觉得这个明显是嘲讽的说法其实隐约说出了真相，经典确实是用来让人说事的，而说它也确实比读它更重要。道理很简单，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有谁不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有谁不明白“桃园三结义”？但在 21 世纪的第八年，还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又畅销的名著呢？我很怀疑。尽管如此，我们却还是乐此不疲地引用那些典出《三国演义》的故事和段子，甚至把它们浓缩成四字成语，用它们形容看见的事，以它们表达心里的想法，仿佛人人都读过三国，都通晓里头的内容似的。
好在我是那种书迷，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别人高兴，觉得自己喜欢的事物有同好欣赏，吾道果然不孤。
今天我们坐在电脑荧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并以指尖点压，虽是前所未见的阅读动作，但那屏幕画面的移动概念却兜了个圈回到古代，文字成为一篇连续体，而非可以断开的页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头翻查，就得往前卷动，英文叫作“scrolling”，正是罗马人阅读卷轴的动作。
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那就是把书看得格外崇高而神圣，认为读书是一种很离世、很出尘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它回到人间，让它有点烟火味，就得不时出动大家都认得的名人推介好书，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体朗诵（最好能有破世界纪录的人数），好叫电视台看看我们都正在读书呢。劝人读书，介绍好书，我们一概统称为“推动”阅读风气，仿佛不推， 它就动不起来了。
研究印刷史和书籍史的学者们有个共识，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两种阅读取向的分水岭。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读者追求的是“精读”（intensive reading），犹如古人注经，务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个道理，往往一本书能耗上一辈子的生命。原因简单，那时流通的书数量极少，一个罗马时代的学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读过三百本书，就是惊人的硕学鸿儒了。等到印刷术出现，书籍的复制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间，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时的学者如果只看过三百本书还敢对人夸称自己博学，肯定遭人耻笑。所以印刷术的年代是个“泛读”（extensive reading ）为王的时代，读书首要是求多求广，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素质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列维·施特劳斯讲课，就连福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以上摘自：
《读者》
作者：梁文道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