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訪革命》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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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的開端,踏出截然不同的路徑,兩厢對照,變革的命運更加清晰。對當權者而言,如果開放可以延續權力,他便鬆手,如果鐵腕能夠穩固執政,他便握拳。然覆手雲雨之間,時機、地理、民意、外力,多少偶然互相撞擊,革命的軌道像雲霄飛車一樣不知道下一秒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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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美國人不關心世界,連護照都沒有,但這並不妨礙美國成為頭號自由之邦。但是否正因如此,以強烈排外為面貌的右翼風潮,近些年在美國、在歐洲急速抬頭?外交政策的制訂雖是精英之事,若大眾與精英之間嚴重脫節,英國脫歐、川普上台之類的事情就會一再震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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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某處邊界,總想看看,邊界背後是什麼,於是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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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地追問篤信神明的尼泊爾人,為何支持不信宗教的「毛澤東主義」。「哦,不,這沒有關係,他們為國家做好事。」私營旅行社的庫馬拉說,毛派改變了窮苦大眾的命運,他押寶毛派主導的政府將帶來新的穩定、新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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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到來之前,尼泊爾經歷了血色。
一九九六年起,普拉昌達領導毛派武裝與政府展開長達十年的內戰,造成約一萬三千人死亡,兩萬多人逃離家園,超過八百人失蹤。
有西方記者稱毛派武裝曾在加德滿都街頭射殺不服從命令的計程車司機,而他們雇傭十六歲以下的娃娃兵,也不是什麼秘密。萬幸,毛派最後放棄武力進占加德滿都, 一紙協議,國人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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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尼泊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務農,其中一半人口掙扎在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以下。土地掌握在極少數世襲地主手中,耕者衹賺取微薄的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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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伊戰爭對伊朗,相當於中國的朝鮮戰爭。」一名常駐當地的中國記者分析說,都是新生政權第一次遭遇對外戰爭,必傾性命一搏。何梅尼曾經流亡伊拉克宗教聖地納吉夫。迫於伊朗國王壓力,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逐他出境。雖轉投巴黎,如魚得水,但革命成功後,何梅尼沒有忘記海珊落井下石,而海珊更惦記著在鄰國政權更迭時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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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維國王的父親禮薩廢除了面紗。這位騎兵出身的將軍不以伊斯蘭教為生活準則,相信伊朗的出路在於全面西化。二十世紀初,東方文明國度或主動或被動,認可現代化道路的面貌就是西方化告別面紗,就是告別過去與落後。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在反對巴勒維國王的抗議中,許多城市婦女主動包上頭巾——不是因為贊同伊斯蘭生活方式,而是表達對王權的不滿和對宗教女性的同情。但是她們沒有料到,推翻王權之後戴不戴面紗不再是一個選項——底層宗教熱情釋放出來,鋪天蓋地呼應何梅尼政教合一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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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伊朗的時候,趕上巴西世界盃半決賽。伊朗人酷愛足球,但是政府有令,不得聚眾圍觀。二〇〇九年事件以來,「人多」是個敏感詞,足球也變得政治起來。二〇一〇年南非世界盃,伊朗國家隊球員手腕上纏著綠絲帶上場,表達對穆薩維的支持。但既然政府有令,大部分伊朗人就在家關起門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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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邁迪內賈德借助打擊社會自由風氣,擴大了革命衛隊和巴斯基的權力,著裝要求更嚴,言論受到空前壓制。愛國主義也被用來挑釁反對者。他積極尋回兩伊戰爭遺骸,特別安置在青年男女偷偷約會的公園和大學校園,多次引發抗議。德黑蘭人說,別人「種樹」,艾哈邁迪內賈德「種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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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監禁、抓捕、毆打,所有這些耗盡了我們的能量。」達拉說。即便是二〇一一年阿拉伯抗議風潮驟起,伊朗也沒有重演綠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紛紛點頭。人心疲累,現在學生們在一起不大談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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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小辮的舞台劇導演,為這過時的藝術家髮型蹲過幾天監獄。最近他排了一齣劇,按達拉的說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為伊斯蘭政府嚴禁跳舞。小辮改了名字叫「韻律活動」,希望掩人耳目通過審查。當他們議論政府管制的愚蠢時,臉上會露出興奮,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苦悶和無奈,但也夾雜一絲遊戲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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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介紹達拉時愛說:「這個姑娘為了信仰勇敢鬥爭,終於抵達美利堅。」可是達拉並不認同自己是什麼「英雄」,只是「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被便衣聽到電話)」。以美國公民身分出入德黑蘭並非難事,她說,好多伊朗毛拉(mullah)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國護照,國籍不會成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 毛拉泛指精通伊斯蘭神學與律法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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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園正式竣工還是在兩伊戰爭之後,但「商場」概念的引入者,卻是末代國王巴勒維。他希望借此打擊巴札商人與伊斯蘭教士的勢力。「巴札」指的是中世紀以來中亞、北非的集市,不僅僅是貿易場所,更是當地商人、手工製造者和銀行(或借貸者)的一張關係網。在伊朗,巴札控制著國內三分之二的批發銷售,也把持著本地毯子和堅果的出口。巴札商人自然不喜歡外國商品進來競爭。國際封鎖傷害了伊朗産品外銷,但實際效果又保護了巴札商人在國內的壟斷。
幾個世紀以來,巴札商人捐錢給教士,教士們負責將伊斯蘭教義解釋得有利於他們的生意和生活模式。很多清真寺就建在巴札裡面。「金錢與教義」結盟,在一八九一年發起「菸草抗議」,抵制吸食英國商人專營的水菸,在一九〇五年參與立憲革命,削弱國王特權。而一九七九年反對國王的革命中,這種聯盟的效果更是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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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在今天伊朗經濟的比重難以計算。後來我漸漸發現, iPhone 手機在德黑蘭很普遍,街上還有蘋果專賣店,彷彿整個從美國加州鑽地道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店員穿的也是藍色 T 恤,胸前懸掛白色卡片。但誰都知道,蘋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賣外國産品的走私生意,經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權的革命衛隊,也可能跟巴札商人有關。錢,令政治界線模糊,利益圖譜變得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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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到他們會託我從美國帶什麼。」達拉每次回國,朋友們點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紙杯、原裝可口可樂」。玫瑰園商場有店鋪賣仿製的星巴克馬克杯,被當作高檔工藝品擺在黑絲絨軟墊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樂,來自一九七九年美國人落跑時留下的配方和工廠。「見過世面」的米夏講了一個更好笑的故事:他在義大利的時候,接待過父親的同事和他的兒子。這對伊朗父子每天都點名要吃麥當勞。「我勸他們義大利菜好吃,但他們只想吃麥當勞。」一次去鄉村,沒有麥當勞,不得不吃了一回當地餐。伊朗父子承認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裡,他們又要求吃麥當勞。米夏很生氣,當真實世界攤開在眼前,伊朗老鄉竟執著尋找臆想中的那一個。他們對那個世界的想像相當狹隘,縮小到美國,縮小到美國流行文化,縮小到起士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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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商場二樓正對何梅尼和哈米尼畫像的地方,貼著「免費無線上網」。幾乎所有人都能嫻熟地使用捷克產的翻牆軟體,越過政府在網際網路上設置的障礙,連最高領袖本人都在「被遮罩」的海外社交媒體上開了帳號。技術的發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這一邊,但當局並不打算放棄。如果沒有特殊軟體,直接在伊朗網際網路上搜索西方歌曲、電影或敏感政治,都會被立即連結到「伊斯蘭政府網站」的主頁。有時你覺得伊朗人與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層紙,但那層紙是鐵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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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尼的學生和長期追隨者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成了哈米尼的第一任總統,被稱為「伊朗鄧小平」。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鄧小平」是「市場經濟啟動者」的代名詞。兩伊戰後百廢待興,拉夫桑賈尼推出兩個「五年計劃」,對超過一千家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伊朗出現了股票市場、自由貿易區,農業國家開始向工業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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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鬥爭經驗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議洗禮中長大。在德黑蘭藝術大學念書時,他崇拜一個高大壯實的學長——差不多有兩公尺高。米夏說起來的時候,還要向上仰望。學長是政治活躍分子。一天午餐,學長突然來到食堂,說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國王時代就存在冰箱裡的。肉怎麼可能保存三十年?學長拿出從食堂偷來的一條牛後腿, 一看印章,真是巴勒維時代的。不管怎麼說,大家發現那天午餐的味道確實古怪。學長號召絕食,敲盤子繞著校園遊行。堅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諾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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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記憶中,綠色革命的結束,不僅僅因為政府的鐵腕鎮壓,還因為「抗議者和政府都懼怕國家動盪,上下一起停了」。
也許我流露了出些許驚訝,他接著說:「伊朗人和中國人一樣害怕國家動盪。」雷拉茲曾經是一家國有企業廠長,很早就到廣州考察過,對中國這些年的情況很熟悉。他仰慕中國經濟成就,十年前就預言中國應該在國際關係中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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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維爾笑了:「這真得怪他們。」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一個「馬斯洛需求層次金字塔」,頂層是「自我成就」,最底層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劃了個叉:「我們的政權非常聰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於是我們滿腦子就剩下這些,其他什麼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開戀愛。儘管女人戴面紗、男女授受不親等伊斯蘭習俗,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會存在,但是革命之後才寫進法律,出動風紀警察監管。性禁忌還常常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異議者不管做了什麼,對他們的譴責首先跟性醜聞扯上關係,並迫使他們向公眾懺悔。「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比較保守, 一提『性醜聞』,大家馬上覺得這是個壞人。」賈維爾說。
性有時還比政治更危險。賈維爾有一本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這本書刻畫了一個處處受到監管的虛擬社會,在伊朗翻譯並出版的波斯文版,刪去了幾處溫斯頓與茱麗葉溫存的性描寫,其他都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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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朋友說反美標語不只我看到的這些,還有直白樸實些的,比如「我們把美國踩在腳下」等等。但終究沒有我想像中滿街「反美話語的海洋」。十多年前伊朗學者搞過一次民意調查,百分之七十四受訪者願意跟美國談判,百分之六十四支持跟美國復交。結果,組織調查的人被關起來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滲透」聯繫在一起。何梅尼說:「公共場合男女混雜,是外國人的陰謀,用來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國」很多時候單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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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維爾始終沒找到「百分之三十五的性壓抑」數據的出處。倒是伊朗議會在二〇一四年夏天,發佈一份八十二頁正式調查報告,承認百分之八十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學生談戀愛都十分普遍。受訪的一萬四千兩百名學生中,百分之十七承認同性取向。本地媒體對這份報告不做討論,我是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網站上讀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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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隧道又深又廣,戰時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國王時期做了規劃,承包給一家法國公司,可還沒動工,革命就爆發了,於是被迫擱置下來,直到伊斯蘭共和國也生出現代交通的煩惱,國王時代的地鐵設計圖才被翻出來,請中國長春和上海的公司來參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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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歧,概括來說,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歸真之後,誰有資格成為繼任者。什葉派推崇先知的女婿阿里。阿里遇刺,他的兒子胡笙全家也遭主流派伏擊,慘遭滅門。此後什葉派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一直處於弱勢,演化出一套自己的信仰與智慧,與遜尼派有共識,也有差異。「胡笙的血」、千年的冤屈和復仇,構建了什葉派的情感共同體。薩法維王朝立什葉為國教, 一個原因是為了對抗強大的鄂圖曼帝國,與那裡的遜尼派切割。但立教之初,伊朗國內教法學家不夠,要從敘利亞、黎巴嫩借來,填充清真寺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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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納爾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貨幣名稱,但幣值各不相同。此稱呼源自古羅馬帝國的銀幣Dena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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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年,英國人取得對伊拉克的委任統治,預見到統治成本太高,只要了十年委任期(美軍或許早該料到自己的駐紮期限)。英國人臨走前劃定伊拉克、科威特邊境,以各自的椰棗林終點為界。結果當天夜裡,伊拉克、科威特兩邊都開始瘋狂補種椰棗樹。邊界爭議,正是海珊後來入侵科威特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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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軍警打算驅散抗議者,不是因為集會內容,而是因為事先沒有申請。伊拉克新憲法賦予公民「集會、抗議的自由」,但必須提前向內政部申請,以便佈置警力,維持秩序。我向薩拉丁求證這件事,他說審批程序不是特別複雜,如今,抗議議員、抗議政府,上街遊行喊口號,理論上並不困難,但有些行動註定不會被批准,比如二〇一一年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伊拉克當地遜尼派抗議馬利基政府,還是遭到了軍警拘捕打壓。
「跟我說說,言論自由了有什麼好處?」
沒想到,這一問薩拉丁竟哀傷起來:「我們說什麼都行,但解決不了問題。」
「那沒有行嗎?」
「我想只會更糟。重要的是,今天每個伊拉克人看待自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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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已經撤走,再不見灰綠色迷彩。十年治後,巴格達地面上看不出明顯的美國痕跡。雖然美式速食在中東非常普遍,但巴格達沒有麥當勞。所有人相信,它開張的第一天會被炸成「ground zero」(核爆點,亦指「九一一 」廢墟) 。一般餐館裡依舊沒有咖啡,只提供「伊拉克茶」,阿拉伯人愛喝的紅茶。
但是你也會看到,很多伊拉克人用最新款蘋果手機。由於免稅(或者走私),這裡的售價跟美國本土幾乎一樣。初次見面,我問美聯社攝影師穆罕默德,能不能找張巴格達全圖。「誰還用紙質地圖,用 Google 地圖吧。」他邊說邊在蘋果手機上給我示範,「伊拉克用的全是美國衛星,上美國網站快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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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強權仍然受到推崇。而那些憎恨強權的,往往只是憎恨自己沒有成為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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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8世紀阿拔斯王朝的「外文翻譯局」智慧宮,據說遺址仍在,但參觀要事先向文化部申請,拿著鑰匙開門進去。當時,在阿拉伯人主持下,外族人和新進穆斯林把無數希臘著作翻譯成阿拉伯文,無意中為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留存了火種。但是,阿拉伯人對希臘著作的翻譯有選擇,取捨標準是教育性,或者說實用性。所以,他們孜孜不倦地在哲學和科學書籍中尋找真理,卻懶得理會希臘詩歌、戲劇和歷史。最遭忽視的,是地理和政治。有學者認為,就在這裡,伊斯蘭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分野出現了:亞里斯多德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譯,但巴格達的阿拉伯人禁止引進他的《政治學》。這本書論述了國家的性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這個概念沒有釐清,導致伊斯蘭至今沒有做到政教分離。
一本書的缺失,阻礙了中東民主化進程,這個說法未免誇張。曾經向歐洲輸出文明的伊拉克。如今迎來了美國人的 nightclub,卻還沒有真正的民主。「現代性孕育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動亂」,杭廷頓的後半句,恰恰是今日中東、今日伊拉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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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伊拉克的大型計畫很難招到本地工程師。高級技工集中在巴格達,不願離開家人去外省。而中國工人們,無一不是跋涉兩萬多公里,把家人留在身後。
在伊拉克的中國人,幾乎人人背負這樣的故事,無論使館官員,還是建築工人。中國駐伊拉克使館,全館上下衹有大使夫人一名異性。常駐當地的一對中國記者夫婦,辦公室擺著兒子一歲時的全家福,而他現在已經兩歲,由親戚照料。
人人都以暫時犧牲換個好一點的將來。為了將來,眼前什麼是可以犧牲的呢——自由?歡樂?親情?愛情?青春?矛盾的是,這些犧牲,往往是為了家庭的共同未來,而放棄的,首先是與家人共處的歡愉。中國人的幸福,似乎不在眼前。
外國媒體常常感慨,中國人好像「怪物」,不惜抛家捨命。我向一名在伊拉克工作三年的中國企業領導提起這種評論,他不否認:「我也認為這樣不好,因為是被迫的。但是,過去三十年,中國能夠實現超常發展,必定因為有人付出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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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這裡的中國人交談,發現他們大多喜歡杜拜,而吸引他們留下來的,首先是免稅、物質豐富,其次是不談政治。淑容結合中西醫之長,在這裡已行醫九年。問她在杜拜找到了什麼,答:「自由。她的前半生在希臘和美國度過,這個回答令我疑惑:「美國和希臘沒有自由嗎?」「不一樣,在美國,病人走進我的診所,我都得考慮一下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話別說錯了,而杜拜的政治氣氛太弱了。」在她看來,遠離政治,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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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明大學畢業時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統工作,「因為沒有『關係』」。他說,在國家部委或國營企業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複雜的資格考試中獲得高分。但他認識一些「不知道怎麼可能考及格」的同齡人,捧到金飯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進去之後也要憑關係上去。」所以他選擇留在民營企業——爸爸工作的醫藥公司。
「國家富裕了,但錢都到了執政黨口袋裡。」艾明抱怨正義發展黨的「關係網」把持經濟利益。
眼下他打算跟幾個朋友創業,做電信資料服務,儘管這跟他的化工系學位不搭界。土耳其電信被國營資本和大財團壟斷,我小心翼翼問艾明,涉足這個領域是不是得「認識什麼人」?他難為情地笑了:「哈哈,當然。」他的「關係」來自反對黨。我也笑了,人們跟「關係」的關係常常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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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說話平和。他認為每個家庭成員的看法因記憶而不同。六十八歲的外婆經歷過土耳其最動盪的時期,上世紀九〇年代庫德人四處製造恐怖襲擊,二十多年來造成四萬人死亡。七、八〇年代,土耳其左右兩派政黨爭權,街頭每天發生劫掠、燒殺。自凱末爾的政黨一九五〇年輸掉選舉以來,土耳其一直由不同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經營,分分合合,風波不止,直到正義發展黨拿下議會半數以上席位, 一黨包攬政府,才穩定下來。外婆這般年紀的人,自然珍惜這十來年的好日子。
這讓我想起,母親是土耳其人的英國女記者阿勒夫·斯科特(Alev Scott)寫過一個細節:今天伊斯坦堡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對「亂」的恐懼根深蒂固。她看見房東執意把木製百葉窗換成鋁合金的,忍不住笑出來,「好像夏天裹著棉被」。但是只有經歷過動盪的人,才能理解這份恐懼。
父親親歷了一九八〇年政變,確切來說,是軍隊鎮壓學生反政府行動,傳言數萬名大學生慘死,但這在土耳其仍是個禁忌話題,確切數字不詳。所以當艾明走向蓋齊公園,父親就知道政府不會忌憚動武,跟上去保護兒子,卻終究沒有讓女兒去現場。博拉薩到現在都生爸爸的氣。
艾明和妹妹打記事起,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厄多安時代。他們經歷的土耳其,既沒有亂過,也沒有窮過,通過衛星頻道網際網路,他們的生活跟歐洲年輕人零距離。艾明幾個月後要去奧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遊。二〇〇一年的經濟危機只是小插曲,博拉薩說「根本不記得」。她無法感念厄多安的好處,衹討厭他侵犯「個人自由」——比照歐洲各國, 一個政府搞好經濟不是理所應當嗎?「這個老傢伙怎麼不明白,我們是不一樣的人?」如果說厄多安開創了富強的土耳其,他卻認不出富強起來的土耳其人。


第 199 頁
土耳其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了人們對命運的不同選擇。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發展,有的留在農村。整個國家在進步,不同人群的物質差異在縮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異並沒有消失,當他們見面時,這種差異就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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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別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會反感這個外來者挑起家庭爭論。沒想到,合影的時候,她一隻手暖暖圈住我後腰,歡迎我下次再來。爸爸說,家裡經常爭論,「才是民主」。
「看來你家裡,外婆是唯一會投票給厄多安當總統的人了?」我問艾明。他開「爸爸公司的車」送我回酒店。「不見得。」小夥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選舉時,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投票站,以自己的名義投給反對黨。外婆說,未來不是她的,是外孫的,要聽從他的選擇。


第 217 頁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這麼一句結論:「對一個糟糕的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是它開始了改革。」他認為,路易十六時期的法國實際上比之前更富裕、更開明,可是革命發生的時候,往往不在人民生活越來越壞的年頭,相反,是在人們發現暴政壓力減少、鐵鉗慢慢鬆開的契機——他們開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推翻暴政。


第 260 頁
我眼前出現了更大的圖景:沙烏地阿拉伯給塞西政府十倍於美國的援助,拉攏埃及。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是對頭,接收與埃及現政權勢不兩立的穆兄會青年。這兩個國家都坐在從天而降的巨大能源財富上,隱隱的不安敦促著它們尋求長久的政治影響力。上一次,阿巴斯和瓦利德相逢在國家內部融合的舞台上,眼下,他們又出現在地區角力的棋盤上。這盤棋上所謂的「外來勢力」,主角不再是西方,而是同為阿拉伯族裔的鄰居們。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概有邊界有競爭,「外部勢力」就不會消亡吧。


第 274 頁
革命沒有發生在埃及經濟陷入困難的時候,相反,恰恰是在埃及人經濟條件改善、對自身權利也愈加關注的階段。陳舊的統治結構遭遇新的變化時,如摧枯折腐。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傍晚,我在拉姆西斯酒店房間傳稿,窗外傳來潮水般的掌聲和歡呼——不像是抗議。打開電視一看:穆巴拉克下台了!我和攝影師趕緊奔出去,立刻被歡慶的隊伍裹挾,我對著鏡頭說話時,竟被旁邊的人拉起手跳舞, 一面埃及國旗覆蓋了鏡頭。我們搭車去穆巴拉克總統府,司機居然不收錢:「為了革命!」他打了個勝利的手勢後,消失在狂歡的夜裡。沒有人到拉姆西斯酒店鬧事。人們主動清理垃圾,維持交通。十天後,在我離開時,沒有聽說任何打砸事件。
持續動盪打擊了旅遊、出口、外資幾乎所有行業,二〇一一年以來,埃及經濟發展急劇減緩,與革命爆發的前一年相比,多了一百三十萬失業者,其中近七成是持有高校畢業證的年輕人。各種街頭運動中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二〇一一年的「倒穆」運動。


第 279 頁
卡薩姆的妻子原本默默坐在牆角,這時開始高聲譴責穆兄會禍亂國家,她斬釘截鐵地說:「『一二五』不是真正的民眾革命,『六三〇』才是!」過去三年,兩個日子對埃及人尤為重要: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遊行爆發;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軍方出手鎮壓穆斯林兄弟會, 一星期後逮捕了第一位民選總統莫爾西。然而,埃及人對這兩個日子的定義卻迥然不同:前一天,另外一個埃及人告訴我,「六三〇」是假民眾之名的兵變,「一二五」才是「純潔的革命」。不同定義,未必出自對穆兄會的好惡,而是每個人對錯綜局面的不同解讀。


第 284 頁
波蘭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Adana Michnik)說過,革命有兩個階段,第一為了自由,第二為了權力。第一階段煥發出人性最好最純潔的一面,第二階段卻釋放出壞的一面。


第 291 頁
自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在埃及登陸以來,歐美影響像一把利刃,不斷地塑造著中東,打磨出一個現代社會的模樣,但也留下不少硬傷(如殖民者不合理的邊界劃分) 、更不用說揮之不去的心靈創痛至今縈繞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的問題還是, 一種曾經燦爛的文明如何面對強盛的西方?


第 292 頁
幾百年來,各種「主義」試圖為伊斯蘭文明復興找到一條出路。但二〇一一年發生的變革,卻沒有意識形態主宰。它也不像是關於「哪一種制度更適合」的嚴密論證,而是一聲樸素的生活要求:「別人有的,我也要:自由、公正、尊嚴。」


第 302 頁
滿眼領導人畫像這道風景線,利比亞有,突尼西亞、埃及、巴林、敘利亞、葉門……最近如多米諾骨牌一樣發生騷亂的國家都有。畫中領導人或微笑或沉思,只是眼睛都不會平視地上的民眾。目光高於觀看者的角度,令他們顯得深邃,總是知道民眾不知道的事情。只可惜那些密佈的畫像,更像是江湖術士的符咒,關鍵時刻竟然失靈,埃及人只用了十八天,就扳倒了穆巴拉克,貼了三十多年的畫像一夜隨風去。從街道,從教室,從餐廳,從超市,從藥房,他都剛剛離去,「穆巴拉克橋」、「穆巴拉克地鐵站」立時換了名字。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的時候,有人半開玩笑地提出「星巴克理論」——星巴克咖啡館越多的地方,遭受這輪危機衝擊的情況越嚴重。理由是,星巴克分店往往靠近金融街、房産交易中心,而銀行倒閉、房產泡沫正是這次危機的導火線。如此說來二〇一一年刮起的中東變革海嘯,是否也見到了一個「畫像理論」?領導人畫像頻密的地方,局勢註定不穩。因為通街畫像的本質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模式,正是此番民間怒潮所指。
伊斯蘭教本來不容忍「畫像」、「造像」等一切有形的裝飾。清真寺裡絕對見不到人形圖案。教義認為,真主無形,因此無所不在。
但利比亞人向領袖致敬,有一句特別用語:「真主、格達費、利比亞,其他什麼都不是。」把領導人與真主並論,在穆斯林世界非常罕見,更何況「格達費」排名真主之後,國家之前。在一些虔誠的宗教人士眼中,格達費甚至是一個狂妄的異教徒。的黎波里一場足球賽後,離開賽場的人們曾湧上街頭,拍手高歌「格達費不是穆斯林」。滿眼領導人畫像,看似一個又一個神話,其實無關宗教,強調的是凡人在地上的統治。


第 305 頁
比利時攝影師布魯諾告訴同行們,他無意中進入過穆薩新聞團隊辦公室,裡面沒人,辦公桌上攤著格達費畫像,還有寫了一半的遊行標語。同一天下午,新聞部組織記者去市中心廣場採訪示威民眾,布魯諾見過的畫像和標語就出現在那裡。不僅如此,「示威民眾」都是可携式的,可以出現在記者團所到的任何地方。新聞部大巴載著記者去往二百公里外的米蘇拉塔(Misrata), 一輛小型巴士如影隨形,玻璃窗背後是標語、綠旗,乘客正是多名市中心「民眾」,準備出現在米蘇拉塔。中途休息,記者與他們相逢一笑,荒謬到極點,反成娛樂。


第 309 頁
獨裁政權特徵之一,是給維護統治的「體制內」人員支付高於體制外民眾的收入,以此維繫忠誠。一旦這種好處喪失,就可能瓦解維護獨裁的體系。看似銅牆鐵壁的舊制,放大看來漏洞百出,崩潰起來也是一朝之事。


第 313 頁
利比亞全稱為「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民眾國」(Al-Jamahiriyyah)是格達費上校憑空造出來的一個阿拉伯詞彙,他認為百分之五十一壓倒百分之四十九的民主選舉最不合理,利比亞只能搞全民主政。根據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殷罡的考察,全民主政是這樣實施的:全國數千「人民委員會」構成地方管理機構,牽頭人不是選舉産生,而是「推舉」出來的,「遇有不同意見,不能決定時,要深入討論,直至達成一致」。偏偏湊巧的是,「一致達成的意見」,每次都把重要部門歸於格達費的心腹掌控。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格達費武力鎮壓班加西起義。一九九六年,阿布·薩利姆監獄抗爭,三小時內一千兩百七十名政治犯被殺。所謂「協商達成一致」,不過是獨裁者「用一批聽話的人民換掉另一批不聽話的人民」而已。
「全民主政」的招牌下,組建政黨會以「叛國罪」論處。沒有政治光譜可以安放異議,民眾的訴求只剩下了擁戴或憎惡格達費統治。於是,推翻格達費的革命, 一上來也成了一群民眾壓倒另一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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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認為, 一個國家政治與經濟的運作效率,往往與掌權者在位時間呈反比。體系內若有超越個人的制度,可以減少「時間」的影響,但是如果沒有約束個人或集體長期把持利益的行為,終究會產生負面效應。石油大國利比亞,腐敗指數遠高於非洲鄰國。首都街道坑坑窪窪,統治者無心治理。
真正維繫「卡里斯馬」統治的是什麼呢?秘密警察、武裝鎮壓。有數據說,利比亞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負責向政府彙報百姓言行——全民噤聲顯而易見,當政府發言人安排記者到某地採訪,幾次有人在我們耳邊飛快扔下一句「格達費不好」後,即刻走遠。對待反對者,格達費絕不手軟,公開處刑或在電視上直播血淋淋的畫面。另一邊,親格達費派別、部落又往往得到莫大的好處,比如利比亞中部格達費家鄉地區,人們感念政府福利周全,口口聲聲喊效忠上校。「卡里斯馬」有兩隻手, 一隻是神一般的感召,另一隻則是魔一般的恐嚇。
答案也許稍嫌諷刺。突尼西亞與埃及恰恰因為統治者留下一線公共空間,令怒火有管道表達,而不致走火。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民眾有權在可控範圍內和平示威。換句話說,透過非暴力手段表達訴求,埃及人並不陌生。
相反,格達費統治下的利比亞,不存在表達公共意見的平台。他對異議者鐵腕鎮壓,反對派銘記的只有「血債血償」。更壞的消息是,世界「理性抗爭」組織統計一九四〇年至二〇〇六年全球暴力及非暴力鬥爭,結果顯示,暴力革命即便成功,五年內達至民主的先例只有百务之五,但百分之四十一的非暴力鬥爭最終過渡到民主政治,而「十年內再爆發內戰的可能」,前者高出一倍。格達費身亡之後,利比亞境內暴力不止,令人擔憂理論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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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國時代》(The Post American World)作者法里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在早年另一本書《自由的未來》(The Future of Freedom)中,首先把這種現象稱作「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真正的民主是個套餐,不僅有顯而易見的選舉,還得有配套的司法獨立、權力監督、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私產保護等等。這些總稱為「自由」(liberty)的護航措施有比較隱蔽的彈性,不像選舉那樣,「有還是沒有」一望便知。
中文裡的「自由」,常讓人想起「無拘無束」,甚至「無法無天」、「隨心所欲」,而札卡瑞亞在這裡講的「自由」恰恰相反,是一套細緻縝密的法律保障。有了這番保障,選票才有價值。可惜的是,札卡瑞亞慨歎,「以選舉為特徵的民主」橫掃全球,「自由」卻還只在西方徘徊。


第 346 頁
飛機降落,全體乘客鼓掌,慶賀平安抵達。這似乎是非常西方的習慣。


第 349 頁
「看,俄羅斯的源頭。」伊萬指了指廣場中心雕像,拍拍心口,「基輔是俄羅斯的母親。」雕像是傳說中建立基輔的四兄妹,名字首字連在一起拼成「基輔」的拉丁寫法。
古代俄羅斯人的第一個政治活動中心在基輔。十三世紀蒙古入侵,俄羅斯人棄守基輔一路向北。先是 Vladmimir-na-Klaizarn,然後是莫斯科,十八世紀終於落腳在聖彼得堡。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歷史,就是歷史學家打架的歷史。在俄羅斯看來,烏克蘭沒有歷史,它是十九世紀德國、奧地利為了削弱俄羅斯搗鼓出來的一個「概念」。可是俄羅斯又把基輔當作自己的「母親」,說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在基輔建都的羅斯國王。羅斯統治的地區也叫瓦良格,就是烏克蘭賣給中國那艘航母的名字。


第 353 頁
「你要是有孩子,希望他們在哪裡接受教育呢?」「當然是俄羅斯。我們的考試叫考試,美國那種只能叫測驗,太簡單了……聽我說,俄羅斯有油,中國有錢,我們應該聯合起來,西方就不敢這麼橫了。」
「告訴我,到底什麼是俄羅斯的靈魂?」
「就是誰也壓不垮我們,誰也不能叫我們屈服。」
跟伊萬道別後,我邊往地鐵走,邊試圖梳理他的思路:在烏克蘭長大的半個俄羅斯人,對烏克蘭有感情,但歸根結底又把烏克蘭與俄羅斯看作一個共同體:個體的價值,必須依靠強大的共同體去實現。


第 354 頁
英雄。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祖國。吃飽穿暖以後,細小的詞語滿足不了我們,而這些宏大的,又面目模糊、含義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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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二十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圍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十五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第 396 頁
世界驚訝,但並不反感。希特勒完結,柏林圍牆倒塌,德國人不斷道歉和自省——「整個國家從對『強大』的渴求,轉為正常。沒什麼比正常更美好的了。」毛斯巴赫愉快地笑起來。他有一種舉重若輕的天分,在任何極端的集體情緒中,都要努力回到心裡那個平衡點。


第 399 頁
德國墨卡托智庫(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統計過歐洲人在 Google 上搜索關於「中國」的熱門詞彙:「長城」、「創新」、「統治世界」、「中國菜」、「吃狗肉」等等,各國不一而足。他們也列出中國網民在百度上想知道的歐洲:「雅思」、「屠猶」、「足球」……但有一個詞是中國人對歐洲各國必搜的,出現頻率非常高:「買什麼便宜」。
二十年前,柏林圍牆西邊的資本主義,理直氣壯用物質去誘惑東邊的人。而今天,在中國人面前,這種誘惑僅僅是為他們的旅途增添「帝王般的享受」。中國護照仍然處處需要簽證,但中國錢包早已全球通用。那晚,在梅克爾發願吃生蠔的凱賓斯基酒店對面,我見到一個中國人。因為言論無忌,他無法回去。世界在中國遊客面前暢通無礙,但祖國本身,有時正是一道牆。


第 400 頁
在柏林居住另一個十三年後,她給自己的生活做了個總結,創作成《東西相遇》,用漫畫對照德國人與中國人思維舉止細微處的差異。德國人用眼睛旅行,中國人離不開相機。德國人直面問題,中國人繞道而行。德國人安靜小聲,中國人熱熱鬧鬧。


第 402 頁
東西德人本是一家。二戰結束後,德國被蘇聯和西方分而占之, 一九四九年東德、西德分別建國, 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豎起。四十年間,兩邊的人變得不再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圍牆倒塌後二十多年,彼此還是立刻能從舉止言談裡辨認出差異。這是何等的驚人和悲哀。


第 403 頁
一名同行激動地拉我去看另一塊展板:
(正面寫著:)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段:「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有權力由工人行使。」
(反面)
人民代表在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下,行使工人農民的權力。
(正面)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段:「保障報紙、電台和電視台的自由。」
(反面)
如果新聞傷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它的自由就可能被剝奪。
正面,是堂皇的說詞。反面,是實際發生的事情。


第 408 頁
三年前,我在瑞士聽說列支敦斯登準備公投,立刻來了興趣:列國雖小,人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居民——查一下世界銀行、聯合國及美國中情局發佈的資料,列支敦斯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l)或人均國民收入,幾乎年年進三甲。二○一二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一,是那一年中國的二十三倍。我向來以為,揭竿而起是因為活不下去,這群「天堂裡的人民」怎麼也鬧起來了?


第 409 頁
在君主制次第灰飛煙滅的歐洲,列支敦斯登大公百年實權在握,其中一個原因——國是他家買的。四百多年前,列支敦斯登家族買下兩塊直屬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小莊園,合併為小型公國, 一轉身,地主有了政治身分,頂著大公頭銜翩然坐上帝國議會。今天這個小公國的國名,仍然是列支敦斯登家族姓氏。國民的身分意識,與王室家族不可分割。
二戰後公國也曾拮据困頓。後來,在現任大公的父親弗朗茨·約瑟夫二世(Franz Joseph II)治下,通過比瑞士更低的稅賦,更開放的銀行制度,吸引源源資金,再加上製造業沒有鬆懈, 一躍成為首富。


第 409 頁
漢斯·亞當二世的公開形象更接近學者,花白頭髮,西服翩翩,熱衷著書傳播執政理念。列支敦斯登街道上看不見他的畫像,旅遊紀念品上也沒有。從大公的父親開始,列支敦斯登王室就以低調、親民為人稱道。珍妮說,列支敦斯登年輕人出國,最終大多選擇回來,哪裡都不如祖國的福利好。


第 412 頁
P 先生曾提到一個細節,令我驚奇。他反大公否決權的立場眾所周知,但作為議會黨派代表,每週進宮面見大公。
「你每星期都見到你反對的人?」
「是的,作為黨派代表,我隨時可以打電話到王宮,要求會面,通常第二、第三天就可以見到大公或他的兒子王儲。」
電影裡進宮面聖的情形浮現腦海,我試著問:「你得下跪嗎?吻手嗎?」面見列支敦斯登大公,一般禮節性地稱呼「殿下」。P 是大公特權的反對者,拒絕行禮。第一次進宮,他問大公:「我的名字是畢伯·佛里克,請問我該如何稱呼您?」「叫我列支敦斯登先生。」大公答道。從此,會面代表中只有他不用口呼「殿下」。 「父母從小教導,別人如何對待你,取決於你是否允許他們那樣做。如果列支敦斯登大公變成獨裁者,那是人民縱容他那樣做。」


第 414 頁
「世界上無數人會對你們說,這是最富裕的地方,宛如天堂,還有什麼不滿意?廢除了大公的否決權,你們的明天會更好嗎?」
賈妮往椅子上靠了靠,緩緩說:「廢除否決權,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沒什麼影響,早晨起來太陽不會更亮。但重要的是,我們不想有個人坐在那裡『允許』改變發生,人民應該自行決定。大公的權力,是我們脖子上的一根繩索。」


第 416 頁
通常而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會要求更加透明、更多參與感的政治體制,列支敦斯登已經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窮人」,就連收入相對較低的百分之十人群,都獲得國家補貼,有車有房。P 先生說,粗略一分,百分之六十列支敦斯登國民為中產階級,百分之三十高收入者大多從事金融業。但反對大公否決權的人,很難以收入、年齡、性別劃分,「只是一群思想超群的人」。
然而,這群人太少了。列支敦斯登屢次公投失敗,展現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景象:當經濟達到一定水準時,人們對改變上層建築的要求減弱。又如,另一個國民最富裕的國家卡達,實行的是絕對君主制,超然穩定。新加坡有繁榮無自由,也證明了經濟非政治變革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必要條件。


第 416 頁
千百年來,奧地利大地上的王朝公國,此起彼伏,盛極一時,奥匈帝國半個世紀的榮光與傳奇似乎從未遠離,往事沉澱在血液裡,封建意識遊蕩在現代國家的呼吸中。今日實行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奥地利,早就不見了王室,但人際關係中身分等級依然分明,個體不習慣做決定,遇事第一反應必是「問我的長官」。瑞士建築師在列支敦斯登人身上,同樣看到個體精神的缺乏。


第 426 頁
眾院大廳裡,潔西嘉請大家傳閱兩個厚厚的本子。原來每個議員發言的每一句話,都會被記錄下來。這兩本是今年以來的現場紀錄。兩院大廳還安裝了直播攝影鏡頭,記者、公眾都可以同步收看。
我讀不懂本子上的筆記,薩賓娜叫我留意其中不同文字。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什語(Romansh)。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很多,瑞士的奇特之處在於,不推廣統一語言,也沒有統一語言可推廣。即便在莊嚴的國會,議員們也是操不同方言,筆錄員飛速切換。現場配同聲傳譯,但議員大多精通兩三種語言,不需要翻譯,雞同鴨講,溝通無礙。當他們宣誓成為議員時,誓詞都是用不同語言念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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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走廊盡頭是個簡單的辦公室,總統問政處。瑞士總統不是一個人,而是七個人,輪流坐莊,一人當一年總統。七人班子其實是七個部長,各司兩三個部。目前輪值總統是女性,問政處門楣上的「總統」一詞改成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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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直接民主」的原則並非「簡單多數」,而是以「雙重多數」,避免人們做出愚蠢的選擇(比如戰爭),涉及修憲,除了獲得全民多數,還須取得以各州為單位的「州多數」,這一程序賦予公投結果更多理性。
是不是瑞士小國寡民,直接民主才找到合適的土壤?格達費的利比亞人口五百六十萬,少於瑞士的八百萬,也號稱採用直接民主,到頭來卻是獨裁者「溫情脈脈的面紗」。委內瑞拉人的公投,賦予查維斯終身連任權,更像是維護統治的工具。他們的「直接民主」少了瑞士版的兩大基礎:堅定的法律保障、嚴格的程序限定。克里斯·科巴克(Kris W. Kobach)在《公投:瑞士的直接民主》 (The Referendum: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一書中指出,瑞士以罕見的直接民主,實現了罕見的穩定和富裕,「與其說它是個特例,不如稱之為先鋒」,它的經驗不無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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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存在,證明了另一種可能:人民的理性值得信賴,「大一統」的牢靠來自個體的平等與自由,而不是誰要誰犧牲一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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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劇中英國首相不過具備一般政客都會犯的毛病:野心比能力大,私欲比公益重要。成天囈語要是英國救了歐元,自己就該成為歐盟主席。選舉前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上位,上位之後,全部目標就是保位。當局面終於搞砸,哭著喊著要找女王請辭。二號秘書終於看破,冷冷道:「首相,其實您的位子保不住,對百姓並不是壞事。」唐寧街大小人物,都被一根看不見的繩索牽制,那就是民意。一切都是為了取悅民意。媒體或理直氣壯,或死纏爛打,也是因為公眾輿論後盾堅強。


第 449 頁
二戰後,殖民地獨立浪潮驚濤掠岸。始於伊莉莎白二世的父親喬治六世,印度、緬甸、斯里蘭卡相繼獨立。伊莉莎白二世初登王位,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英國棄守埃及,後人多將此視為帝國衰弱的真正信號。一九五七年的馬來西亞,六〇年代的非洲諸國, 一九九四年的南非, 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帝國版圖,如沙灘上作畫,終為潮流吞沒,倏忽不見蹤影。


第 454 頁
名義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英國君主三百年來沒有否定過議會做出的決定。普天之下就算還是王土,我花十英鎊進入的下議院,卻是女王終身不可踏足的禁地。導遊說,如果女王膽敢走過來,下院大門將毫不留情地在她面前狠狠關上。下議院英文是「House of Commons」,「平民或庶民之所」。國王的歸國王,庶民的歸庶民。


第 456 頁
「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說話」於我們不算頭等大事。但現實是,很多事情沒有說明,沒有解釋,於是連「行」也變得語焉不詳。


第 462 頁
未來全球不穩定因素之一,正是飛速增長的中產階級與落後的管治之間的衝突。
但是這種衝突本身,很難單獨帶來徹底、積極的改變。中產階級革命改變不了什麼。他們通常手無寸鐵,跟傳統勢力缺乏聯繫。


第 464 頁
經濟不是催生革命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統治者手中如果有經濟這張牌,就可以拖延革命的發生,土耳其、巴林鬧得再凶也無法翻天,列支敦斯登的富裕令大多數人安於現狀。經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經濟改革的共和體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國家,最多是吹縐春水,卻興不起浪潮。中國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數百億美金貸款,客觀上令查維斯和他的繼承者兩手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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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好論成敗,然而成敗最經不起時間考驗。歷史不在意歡呼或鞭撻,它多稜鏡般的顏色、謎一般的命運,期待注視與思考。阿拉伯社會變革始於二〇一〇年末,展示了無窮側面:中產革命缺乏組織,「窮人政黨」與中産對立,選票被曲解為民主政治唯一手段,舊勢力在新變局中的影響,民主轉型中的威權懷舊,威權手段在新變局中的笨拙,先進生產力第一次不為統治者壟斷,民主大門該不該向地下組織敞開,革命神聖感與神聖感的消散,法治缺失民主無以維繫,國際干預的法律模糊地帶……變革中有太多值得探討的話題,值得汲取的教訓。簡單歸於成敗,不知是因為禁忌重重,還是思維惰性?我們關上電視,看完微博上的互罵之後洗洗睡去,很少心平氣和地探尋得失原委。


以上摘自:
《拜訪革命》
《拜訪革命》
副标题: 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
作者: 周軼君
出版社: 八旗文化
ISBN: 978986938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