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公知作为一个缩略的名词本身是不会被污名化的行为所玷污的，一个觉得要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
关系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
冷漠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他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泄愤杀人
最叫我震惊和不解的，更是大多数人对近年诸多“泄愤杀人”案之解释的轻易接受。似乎我们都以为杀人不难，生命易损。就像坊间流行的《大秦帝国》那一类书，不只轻描淡写地略过“坑赵卒五十万”背后的残酷血腥，更要歌颂其雄壮“大气”。这么一个把杀人看得很容易很不难理解的国家是可怕的。
无知
知识分子或者自诩为比较有常识的人常常容易忽略某些基层的处境，甚至讪笑在他们眼中很不可思议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安定感遮蔽了，使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人活得不像我们这么安稳。
炫富
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他们那本广受好评的《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中提到：“伴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自恋也随之上升，二者拥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由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加引起的。”简单地说，“社会评价威胁”是一种身份焦虑，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之上，一天到晚就在担心人家瞧不起自己。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其成员就越是忧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面，大家既会用消费来增加自信，想让他人看得起自己；也会因为在炫耀性消费面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被人贬低贱视。
媚俗
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个别
所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明白，哀鸿遍野还及不上一只孤雁回旋那么动人。想要诱发观者的情绪，你就得掌握一套关于具体的修辞学，因为人类不因普遍与抽象的事物而动情。同样，政客演讲与其大抛数字，还不如说点小故事；与其让我们知道有几十万人活在贫困线下，还不如细致地描绘一个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个别事件”在公关修辞学里的唯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实的个别事件。对于一部小说或者一部电影来说，“个别”意味着更具体更丰富，因此也变得更加动人的故事；对于政客而言，“个别”却是抽象和贫血的同义词。
模式
在黑格尔的年代，哲学的问题是它总是来得太迟了；在我们这个年代，哲学的问题却是它总是来得太早。
国情
国情既是一国的现实，也是该国国民对这种现实状况的认知和判断。 现实和理想本该有所差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身处最坏的时代，每一个社会的成员也都会嫌恶自己的社会不够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变，人类方有进步可言。 总是用国情挡掉一切外来批评，固然有套文化相对论的基础；却也是对理想的否定，因为它同时还挡掉了国民内部的不满。这是以国情的现实面消解了国情的理想面，等于是在告诉人民“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理想的社会，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会，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国的舶来品。
从前我们高扬理想无视现实，深信脚下大地是实现完美蓝图的一张白纸；现在我们标举现实漠视理想，甚至还把现实升华为理想，要大家像拥抱理想般地拥抱现实。近年学术界中种种“中国模式”的论说便颇有这番把现实变成理想的味道，仿佛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摸了半天，原来已经一步步走出了之前无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舆论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则是《环球时报》那篇有名的社论，它宣称“中国腐败无法通过打击或者通过改革来消除……这是一个根植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问题”，所以“适度腐败”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为大家有一个社会不该腐败的理想；如今我们应该顺从国情，不只承认腐败的现实存在，还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现实，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现实的泥沼，我不晓得，这是否也是我国的独特国情。
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所诉诸的似乎是种很古怪的“普世价值”：我有喜欢骗人的毛病，他们也有，所以欺骗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既然普遍，于是正常，欺骗也就因此算不上是坏事了。这种小学生似的逻辑，从前也谈过，不再赘言。但我想指出，相信这类负面“普世价值”的人，恰巧往往也是平日最喜欢用“国情不同”和“文化差异”来说事的人，恰巧也是平日最视普世价值为仇雠的同一群人。当人家物议中国网络和通信监察制度的时候，他们就说个人隐私等西方“普世价值”不能照搬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国情特殊，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等到“斯诺登事件”爆发，他们一方面奇怪地站回捍卫隐私的“普世”角度去抨击美国；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标举负面的“普世价值”，告诉大家西方人一样侵犯隐私。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又到底相信什么呢？ 假如你真的认为个人通信隐私不容政府侵犯，那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国家，不可动辄高谈国情分别；假如你真的认为个人隐私应该让路给国家安全，那么这时候你就应该大力声援美国政府，夸赞它干得好，而不是反过来加入抨击他们的阵营。
一个美国人对着一个苏联人炫耀：“我们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臭骂美国政府。”那个苏联人听了之后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样可以臭骂美国政府。”
“近视”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优酷、开心网与新浪微博的功能再强大，使用者的数量再多，也始终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你可以关起门来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甚至期盼它们有朝一日会成为真正全球共享的工具；但是这一刻，你却失去了世界，那种知觉的背景，以及资讯流动的真正边界。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却像一个不知道自己有近视的大个子，人人都怕他，可他看不清其他人一目了然的角落与障碍，也看不见人家的神色。为什么他不能跑去配一副度数合宜的眼镜呢？
围观
目光与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管治者和被管治的社会就像一具机器和它身处的环境一样，前者总要从后者那里接收反应，然后回馈到既有的机制之中，修正逻辑，再调校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明明路面越来越坏，满地坑洼，走在上面的汽车却可以不受刺激，继续行驶。这说明那部汽车有自己的强大逻辑，它踩在地上，但不必顾及地面传来的信息和刺激。它和外在环境绝缘，只对内在部件负责，依循自己既定的路线。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它是辆很有威力的好车。
大众传播
传统新闻媒体掌握了定义新闻的权力，它可以判断什么算作新闻，什么不算；而它用以判断的标准往往是很可疑的。比如说同样是死人，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在国际新闻上头看到一个美国疯汉活活把人咬死之类的故事，却听不到每天甚至每一分钟都发生在南方世界的儿童饿死的消息呢？如果在一些媒体受到威权掌控的国家，官方定夺了新闻的定义和范围，我们大概就会读到连篇累牍的领导人动向，却不晓得社会底层备受压迫折磨的不公遭遇了。所以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做记者的时代，期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去发布他们看见的事实，让我们知晓新闻定义之外的新闻。
在满足民众知情权的前提底下，传统媒体也该慢慢懂得知情权与好奇心之间的差异；民众好奇的东西不一定是他们有权知道的事情，例如一个性侵犯受害者的身份。
拍摄和上传这些资讯的网民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手握便利的电子记录工具，拥有推特、脸书和微博等仿如媒体的大众平台，其实就已经是个公民记者甚至是个独家的新闻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反省过掌握这些工具平台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甚至武器，因此就该负有相应的道德责任？
任何人都是新闻的供应者，任何人也都是新闻中的角色。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要学懂其中的伦理规范和分寸拿捏，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专业
新闻自由不是个体的为所欲为，而是集体的自主能力。真正的新闻自由与专业伦理的自律，根本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回事。
当一整个专业都能坚守原则，并以专业操守为傲，社会大众便会逐渐形成共识，知道这个行业的精神与底线。
脱节
假如这想象中最坏的官员都还保有最起码的脆弱良知，为什么最普通的官员都还会给人看到他“政绩第一，人命第二”的决策表现？为什么广州一个地方官员会在慰问舍己救人的消防员家属时说“恭喜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呢？如果这位官员家中有人不幸殉职，他能接受得了别人对他的恭喜吗？ 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一直到“反正我是信了”，这一连串的“雷人”官话最能说明我想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说这些话的官员真是白痴，就如同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官并非真的灭绝了人性一样。真正的要害是一个智力正常、也和你我一样天天活在社会之中的官员，不知怎么的就在某些场合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说了常人说不出的话，干了常人干不下的事。
权力
所谓权力，在我们这里就是一种能够真正动用的资源与力量，用了才叫有权，不用就不叫权力了。 那是一个你永远摸不清底细和边界的范围，既用不着告诉你它的深浅，也用不着向你交代它的大小。当它启动，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却不能知悉它如何启动，以及启动的时机与规模。你更加不必追问权力究竟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盛事
我们或许可以独裁地宣称“必须不顾一切”，那就是战争了。只有战争才会只追求一个目标，可以为了胜利而不计代价（不过，战争也并非真的能够不计代价。也有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重视战时状态的人权，也有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担忧人命的损伤）。大家在讨论中国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时往往会提到“动员”这两个字，“动员”岂不就是一种作战的准备？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决策和施政方式，从水利工程到发展经济，有哪一回不是朝着一个目标动员大家努力前进？“盛事”就像战争，它的问题不只是“扰民”，而是根本没想到除了“盛事”之外，原来人民还有其他的利益诉求以及无论何时也不可剥夺的权利。老百姓为什么怕了“盛事”？因为没有人想天天打仗。
宏大
有这么多关于坟墓的故事，好些有心人也顺道提起了美国纽约格兰特总统陵墓的故事了。 这故事的重点不在这位南北战争的名将，却在这座陵墓旁一个叫作圣克莱尔·波洛克（St. Clare Pollock）的五岁小男孩身上。 这个小孩死在1797年，随后葬身此地，他的父亲太过伤心，便将整块土地卖了出去，唯一条件是要永久保留爱子的坟墓。 于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转手，每一代卖家都要求下一代买主信守当初的诺言，直到1897年美国政府买下，成了它的主人。 照道理讲，百年前的约定对后来的地主没什么约束力了，然而，或者出于信仰，或者受到民意的压力，不管是地产商还是政府，都还是保住了小男孩的墓，并且屡加修葺，使之长伴格兰特总统身侧，至今仍传为佳话。
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崇奉很宏大、很抽象的理念，比如说“为国牺牲”，又比如说为了“经济发展”和为了“消除反动遗迹”。你永远可以找到全新的宏大话语，所以你也永远可以掘毁推平一座座小小的墓地。过去的宏大话语，过去的不朽英名，在今天更伟大的需要之下，就是“我们留着没用”的名字了。
兴亡
国家越是扩张，占据的资源和土地越多，贫富差距就变得越大。贫富差距越大，社会就变得更加动荡。要改革，就要伤及既得利益阶层的筋骨，并且手段非常，往往出之一连串不合既存体制法统的惊人举动，最后又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暴力告终。
以上摘自：
《关键词》
作者：梁文道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